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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加里·格拉夫曼 图/Carol Rose
格拉夫曼一生来过中国大陆33次，大部分都与音乐无关。格拉夫曼称，自己的中文水平“让我能到达我想去的地方”。他最远到过新疆喀什，也去过塔克拉玛干的最南和最北；看过木乃伊，看过石化了的茶点，在数不清的博物馆和寺庙里看到了数不清的画作和瓷器，还有所有亚洲艺术爱好者只能在相片里看到的那些石窟艺术品；从单车到骆驼都曾是他的坐骑。“这些探险考察都是我人生中的高潮，我应该要对带给我这种机会的厄运常存感恩之心！”
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
文 /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
编辑 / 陈雅峰 rwzkcyf@163.com
2025年12月27日，美国著名钢琴家、钢琴教育家加里·格拉夫曼去世，享年97岁。
钢琴家格拉夫曼在钢琴教育领域堪称“金牌教头”，他长期执教于柯蒂斯音乐学院。这所著名的音乐学院有“独奏家摇篮”之称，以“一个极具天赋的青年音乐家从一开始学习音乐就应该师从好老师”为办学格言。郎朗、王羽佳、张昊辰正是在这里受教于格拉夫曼，格拉夫曼曾担任该校钢琴系教师、艺术总监以及院长。
3岁开始学琴，7岁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，从“乐坛神童”的名声中成长起来的格拉夫曼，1949年获利文特里特音乐大奖，开启职业演奏生涯。此后数十年，他巡演的足迹遍布全世界，每年平均超过100场，对全球古典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▲1938年，《生活》杂志关于这张照片的图说是这么写的：“大家最熟悉的学音乐的景象：小男生坐在钢琴前，老师盯着他看。摄于柯蒂斯音乐学院，伊莎贝尔·文格洛娃在指导十岁的加里·格拉夫曼。”至于我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则没有留下记录 图/Fritz Henle
我没有放弃演奏，只是改弹左手而已
格拉夫曼出生于纽约音乐世家，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·格拉夫曼是著名的犹太裔小提琴演奏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美国涌现出一大批犹太裔音乐家，这些音乐家族从世界各地搬迁而来，在美洲大陆掀起了又一轮古典音乐的新浪潮。“由于要躲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，有大量犹太移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入美国。他们一无所有，所有的努力都是从零开始。我们也是一样。”格拉夫曼曾这样解释。
回忆童年学琴的经历，格拉夫曼的起点是小提琴——继承了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父亲的衣钵。3岁的小格拉夫曼扛不动最小号的小提琴，一年后转学钢琴，他的音乐天赋由此显现。7岁，格拉夫曼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，“乐坛神童”声名鹊起。
此后，格拉夫曼作为钢琴家开启了漫长的全球巡回演奏。他曾在回忆录《我为什么要学琴》中写道：“回首往事，我必须承认，虽然绕着地球跑的巡演人生有不少好处，可是渐渐也开始变得有点单调了。我能在同一个城市里跟同一位指挥家演出同一首协奏曲几次呢？但是别担心，这个问题我很快就解决了。”
▲“1947年，我首度登台演出，与费城管弦乐团合作。有图为证，我没有完全把指挥抛诸脑后” 图/Adrian Siegel
1977年，格拉夫曼患上了局限性肌肉障碍，这是许多钢琴家都容易得的职业病。此时的格拉夫曼已50岁，对于一位钢琴家来说，这几乎等于职业生涯的终结宣言。但格拉夫曼拒绝就此谢幕。
当手指失去控制，格拉夫曼首先想到的不是演奏事业，而担心这是致命恶疾的前兆。知道症状只在右手手指，不会蔓延到全身之后，他开始专攻左手演奏的独奏或协奏曲目。他告诉自己：“我没有放弃演奏，只是改弹左手而已。我过了二十多年每季演出100场的生活，现在变成一年只有25场，也是乐得轻松。”
此后，格拉夫曼与祖宾·梅塔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等著名乐团开始合作左手协奏曲，在乐坛刮起了“左手旋风”。
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不是钢琴家格拉夫曼手指第一次遭遇厄运。12岁那年，格拉夫曼因为打篮球伤到右手小指。指伤痊愈后，格拉夫曼居然能在琴键上够得比出事前还稍微远一些。指挥家托马斯·谢尔曼后来形容：格拉夫曼就算掉到马桶里面，出来的时候还能带着一朵玫瑰花。
少年时期的格拉夫曼很喜欢上学，成绩在班上通常是第二或第三名。他对其他科目跟对音乐一样感兴趣，他也像同龄的男孩一样热爱各种运动。尽管出身音乐世家，他的家训从来不会说“你不能这样那样，你要保护你的手”。
格拉夫曼曾在回忆录的序言中写道，“格翁失手，焉知非福。”他这样调侃自己的右手事变：“虽然我一开始没感觉，但我从一个表演者变成一位教授。这都要拜柏林爱乐所赐，他们的管理层为我的演出提供了地球上最糟糕的钢琴。最后三场音乐会上，我费尽力气地要在那台凶残的黑色烂货上弹出柴可夫斯基，我气得在弹一个音符时用力猛敲，结果，我（更准确地说，都怪那钢琴）对我的右手造成了无可磨灭的伤害。”
许多年过去，格拉夫曼对自己右手受伤一事更加从容：“得失之间让我更加有精力和机会去注意左手的钢琴曲目，这让我发现了从前没有意识到的左手音乐之美，我感到宽慰很多。”
▲“在1967年纽约的一场独奏会之后，我见到鲁宾斯坦夫妇，只是我当时喜出望外，竟然没让他开口说半个字。我喋喋不休，从头到尾说个不停” 图/Alfred Statler，《时代》杂志提供
教学没有固定的程式
“右手失能”为格拉夫曼开阔了演奏之外的另一个领域：教育。1980年，格拉夫曼加入柯蒂斯音乐学院，成为钢琴系的老师。
他进入教育界的时间刚好跟亚洲学生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重叠，这对学音乐的学生来说更是明显。当时有个半开玩笑的说法，如果一个华裔孩子走在路上没有拿着一把小提琴，那就表示她（偶尔也可能是他）是钢琴家。
这些年轻音乐家中最拔尖的极少数人，可以考入位于美国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。柯蒂斯音乐学院给所有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，全院在校学生不超过两百名，这一严格的录取方式每年刷掉约95%的申请人。
格拉夫曼每年至多教两到三个学生，但他跟学校的每个学生都很熟——拉小提琴的、弹竖琴的、作曲的、学声乐的、敲木琴的……他回忆柯蒂斯的华裔学生们，“他们是一群非常优秀又很认真的学生，而且严于自律。”有时候，格拉夫曼会觉得那些学生过于自律了，练到三更半夜的学生经常被他赶回家。他记得曾多次打趣其中一个练习狂学生：“拜托，起码去看场电影吧！”后来，那位“工作狂”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双簧管首席。
2014年，格拉夫曼来华，在接受采访时就当时争议很大的“虎妈”教育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：“有一个在美国的华裔年轻人，她教育她的孩子学分永远都要A，什么都要做最好的，这在美国的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积极讨论。很多家长，特别是中国的家长，让孩子每天都要弹很长时间的琴，这就等于走入一个极端。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要有其他的事情做，比如说要参加派对，要去看电影，要去其他的社交活动，不只是练钢琴。中国家长在这方面做得有点过了。”
一些中国的小孩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，常常因为手型的问题被批评纠正，甚至因此丧失了对弹钢琴的兴趣。作为钢琴界的“金牌教头”，格拉夫曼却认为，手型对于钢琴演奏来说并不重要。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每个钢琴家的手型都不一样，最重要的是演奏出来的效果。每个人手的大小、柔软度都不同，手型没有定式。”
格拉夫曼表示，技术不是最重要的。“我的学生都有很好的弹奏技巧，这不是问题。除此之外，从他们被录取到柯蒂斯的那一刻起，他们还要学习莎士比亚，学习许多东西，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文化等。艺术之间是相通的，比如你在弹一个19世纪末期或者是一个20世纪初期的法国作品，那么法国当时的绘画作品其实跟你的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”
▲“'这个音对吗？'我弹老199号，明希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，合作演出勃拉姆斯d小调钢琴协奏曲” 图/John G. Ross摄，《生活》杂志提供
谈起自己的三个得意门生郎朗、王羽佳、张昊辰，格拉夫曼说：“他们非常不一样，听他们弹琴，根本听不出是同出一门。他们的性格、经历各异，对音乐的理解和认识不同，但都在用自己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表现音乐。”
为什么同一位老师能培养出风格不同又各有成就的学生？格拉夫曼解释说，柯蒂斯音乐学院是一所小而精的学校，一直坚持精英教育。全校一共有160多名学生，学钢琴的只有20人，钢琴教师有7位。每年钢琴专业只招3名学生，而申请者有130多人，所以，最后能够进来的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，富有潜力和才华。对于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，“教学没有固定的程式，老师要做的，就是启发他们，沿着自己的风格走下去。”
格拉夫曼的教学理念与他的老师霍洛维茨有相似之处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霍洛维茨教会我最多的，就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你不能强迫他去接受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。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，不会强制灌输他们这个应该怎么弹，那个表达的是什么情绪，这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去发挥想象。”
多年后，格拉夫曼还记得老师霍洛维茨教学时的情形：“当我弹给霍洛维茨的时候，他只是远远地坐在沙发上听，他并不喜欢走到钢琴旁边去做示范，因为他并不想让学生模仿他，而是想把更多的时间给学生思考。当我跟霍洛维茨学琴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，他教我在演奏的基础上如何呼吸，所以他是从一个歌唱家的角度教我如何像歌唱般地演奏。”
▲张昊辰和老师格拉夫曼 图/张昊辰
我们要培养有特点的音乐家，而不是风格统一的演奏者
格拉夫曼的学生、钢琴家张昊辰经常想到老师的一堂与音乐无关的“课”。
2015年，格拉夫曼来到上海。与张昊辰吃完午饭后，格拉夫曼忽然兴起，要去看看上海博物馆。起初，张昊辰以为老师是好奇，去过后他总结那是一堂“中国艺术史课”。钧窑、官窑、景德镇窑……两人走遍所有展馆，听格拉夫曼讲遍那些瓷器展品身后的背景。张昊辰暗暗惊叹老师对古代东方艺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，惊叹老师对中国文化痴狂的爱。“这里是你第几次来？”走出博物馆，格拉夫曼转头问张昊辰。张昊辰有些害臊：“第一次。”“哈哈，1980年代我刚到上海就来过，现今已经不下二十次了！”格拉夫曼抬高语调，带着掩不住的开心。
格拉夫曼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，是20世纪80年代，他在回忆录中称之为“历险”：“在那个年代，两打脚踏车就让北京塞车，跟我一样，为了好奇心想去中国探险的美国人更是少得可怜。但是沿途中每个人都对我们那么热情亲切，那三周的经历我永生难忘，虽然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只能算是把一根脚趾放到太平洋稍微沾水的皮毛罢了。”
格拉夫曼一生来过中国大陆33次，大部分都与音乐无关。格拉夫曼称，自己的中文水平“让我能到达我想去的地方”。他最远到过新疆喀什，也去过塔克拉玛干的最南和最北；看过木乃伊，看过石化了的茶点，在数不清的博物馆和寺庙里看到了数不清的画作和瓷器，还有所有亚洲艺术爱好者只能在相片里看到的那些石窟艺术品；从单车到骆驼都曾是他的坐骑。“这些探险考察都是我人生中的高潮，我应该要对带给我这种机会的厄运常存感恩之心！”
▲郎朗和老师格拉夫曼 图/郎朗
“格拉夫曼教授让我对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。”郎朗形容格拉夫曼的教学立竿见影，给的东西当场就能用上，“比如声音，我以前的声音弹不了那么大的曲子，那种非常宏伟的声音。他快速地让我体验到怎么弹出那种共鸣的声音，一下就出来了。从小孩一下变成大人，从6缸汽车变成12缸汽车。”
在跟格拉夫曼学钢琴之前，张昊辰曾随但昭义学琴。在张昊辰看来，两位老师代表着东西方比较极致的不同，“但老师很严谨、很细致，对句法、声音的要求很严苛，什么好、什么不好都有很精确的标准。他帮我建立了体系，也对我自己提出了要求，要以严格的态度来面对音乐，建立对声音、句法的严格追求。格拉夫曼是完全开放式的教学。他很少告诉你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。比如，越是有名望的老师，越是有清晰的喜好，你作为我的学生，得按照我的喜好来，或者用我的喜好来影响你。格拉夫曼也有自己的喜好，但他对学生不会有灌输的感觉、上级看下级的感觉，而是会把学生当平等的人来看，会尊重学生的观点。所以，他的几个学生完全不一样，学生是什么个性，他就顺着他的个性让他自由拓展，而不是变成自己的影子。”
格拉夫曼逝世后，张昊辰撰文回忆，恩师总用一句“别担心，又不是世界末日”来化解烦恼。这句口头禅的背后，是他一贯的乐观。
（实习记者王梦源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
参考资料：加里·格拉夫曼《我为什么要练琴：格拉夫曼自传》、2011年 国家大剧院“艺术1+1”访谈、中国青年报《郎朗恩师格拉夫曼：有一定的压力和约束是好事》、黑龙江晨报《88岁高龄加里·格拉夫曼媒体见面会——谈自己谈郎朗 琴童3-5岁启蒙比较好》、北京晚报《郎朗老师格拉夫曼来京：不赞成虎妈教育》、南方人物周刊《王羽佳 我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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